民告官难到什么地步

 都说“民告官”难，难到什么地步？古时是“穷不跟富斗，富不与官争”，告官？难以想象的事。后来我们有了《行政诉讼法》，“民告官”被制度化为“民告官府”，也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但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这种官司依然很难，有人总结了“四难”——立案难、取证难、判决难、执行难。从流程上看，这是从头难到了尾。

举例而言，湖南临武因当地宣称瓜农邓正加是在冲突中“突然倒地死亡”而引发了全国舆论大哗。7月20日下午，临武县对“瓜农之死”启动了问责机制，决定免去邹红卫的城管局党组副书记职务。然而邹红卫的城管局副书记只是“兼职”，他的主职为临武县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分管行政庭、计生、非诉执行等工作。当法院副院长兼任城管局领导，即便有涉及城管的案子告到了法院又怎样？案子还没审，程序正义就丢了。每有这样的个案讨论，都会有舆情将化解之道寄托于异地管辖。这也是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了。

如我们所知，行政诉讼的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为主，也就是“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这种就地、就近的管辖原则，本意在于便利民众提起诉讼，也便于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进而便于法院查明事实。若没有其他因素的考量，“原告就被告”应该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管辖原则。

基于“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和基层党政机关权力过于集中的现实，在被告“地盘”上开审容易使司法公正受到干扰。这又在客观上堵塞了民众就行政案件寻求司法救济的管道。总体看来，“民告官”的原告胜诉率较低，案结事不了的情况屡屡发生，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因此备受质疑。

为了避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指定管辖”（第22条）和“提级管辖”（第23条）作为“原告就被告”的补充。前者是指“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后者是指“上级法院有权审判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但对于上诉审法院和其他法院来说，既然受诉法院在处理这些“民告官”的官司中遭遇了这难那难，案子多半也不好弄。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潜规则，哪怕是对自己方便管辖和适宜指令管辖的案子也普遍采取推诿塞责、能躲就躲。

为了便于《行政诉讼法》中的“指定管辖”得到贯彻，进而有效解决行政诉讼中的各种“难”，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从7月22日起，广东省江门市法院系统开始试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该市江海区、鹤山市、台山市、恩平市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案，分别划归蓬江、新会、开平法院。这一新办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

行政诉讼的“异地管辖”之所以要“相对集中”，这可能也是考虑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平衡。

对于司法而言，效率和公正缺一不可。“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不能过分延迟，因此效率是司法必然的追求。但，没有公正的效率又有何意义可言？那些因质疑司法不公而在法院终审判决之后，仍年复一年坚持上访的访民，他们的付出远远超过了当初因“本地管辖”所节省的时间、精力以及物质利益。同时，法院也一样在饱尝“讼累”与“访累”，因为涉讼上访还是要转回原审法院处理。

效率与公正理当有一个平衡。当效率与公正发生冲突，就应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过去交通不便，本地管辖对于便利诉讼进行，保障意义更大。今天，立体交通网已然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区域。地市之下的“异地”，多数都可控制在几十分钟车程。公民要向政府机关讨一个说法，不会在乎多付出这点时间。这只要想想那么多不远千里也要赶赴北京去上访的访民就知道了。

江门法院的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实践，直指司法公正的软肋。通过“相对集中管辖”，便于发挥行政庭法官的专业优势，兼顾效率。我们理当对这样的制度实践乐观其成。需要提醒的就是，司法改革中的基层实践，常常出现“热热闹闹开幕，冷冷清清退场”。期望这次能够在上下联动中，避免以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