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维权自卫，我们要做的只是站队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抗拒暴力拆迁保护自家三层楼房，唐福珍在楼顶天台上共和国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点火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时许，因救治无效，医院宣布唐福珍死亡。
       2010年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陶姓人家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父子浇汽油自焚,68岁的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
       2010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69岁的王翠云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
       2010年1月26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路拓宽工程地段,居民曾焕为抗强拆点火自焚致大面积烧伤。
       2009年1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席新柱为抵制强拆点燃身上汽油自焚。
       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胶州市(县级市)拆迁现场。张永霞在一辆要拆掉她房子的挖掘机前浇下汽油自焚。目前她仍在青岛公安消防医院接受治疗。
       2008年6月5日,黑龙江省东宁县拆迁现场,靳丽霞点火自焚致严重烧伤。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靳丽霞还在治疗中,目前生活不能自理。
       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居民何全通点火自焚致死。
       事发至今, 成都市金牛区区委书记还是徐季桢，区长还是马旭；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县委书记还是关永健，县长还是徐家保；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区委书记还是袁堃，区长还是胡洪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区委书记还是王荣，区长还是陈红红；北京市海淀区还是赵凤桐，区长还是林抚生；山东省胶州市胶州市市委书记还是祝华，市长还是刘赞松；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区委书记还是吕竞，区长还是朱团能；黑龙江省东宁县县委书记还是孙永先，县长还是任侃。
       舆论认为：问责制度对于暴力拆迁过程中而迫使维权人仕自焚致死或致伤的事件中的指挥人和当地官员未起到一点作用。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泉州市洛江区区长朱团能在居民何全通点火自焚致死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而且发生的黑龙江东宁县靳丽霞自焚事件中，当时负责强制执行拆迁的东宁县法院副院长周涛，如今已经升任院长。
       对于2009年11月13日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有不少社会学者认为：这个事件，将会是中国内地野蛮拆迁终止的一个转折点，正如2003年的孙志刚被广州治安员打死而废除了自198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一样。然而，自唐福珍后，暴力拆迁致人于死的新闻已经不能叫新闻了，其出现次数快赶超CCTV“新闻联播”的播放次数了。
       在这个麻木的时代，人们麻木于自焚的事件的新闻，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和对于暴力者的愤怒被互联网持续更新的信息淹没，更可悲的是：法律是他们所写，亦被他们破坏。
       然而，近期武汉农民杨友德的横空出世引起了网络一片叫好，与河南省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刘大孬撞死4 人撞伤11人的极端行为不同，虽然面临已去世的唐福珍生前一样的对抗，但是这个56岁的农民出现智勇双全、毅力超群的作风，他不但熟读法律、懂得维权，而且可以自制土炮、亲临战场。并一度声称：宁可战死，亦绝不自尽。
       56岁的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他还说维权比生命还重要。他说：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作为中国农民中的普通一员，与大多数农民的想法一样，他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他不会烧死自己。而且他认为自杀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他和他们不一样,他不想伤害自己。
       他说：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土炮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
       而且，他也表现出少有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他说：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说实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命贵，他们怕死。我命贱,不怕死。他们强大，不阻止不行。他们给我的是霸王条款，没有谈判的平台，没有我的话语权，不守住，将来是一分钱得不到。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我不能再上访，我去上访，房子和土地就没了，只要一个小时，整个地就挖平了。
       杨友德对于暴力拆迁的感悟：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农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没有意见，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不这样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抢。我一个人去偷去抢，法律可以来制裁我。大家都去这么做，这会是个社会问题。
       颜昌海先生认为：在2008年之前，中国老百姓的维权，基本上还是上访，个体上访、集体上访，请愿、静坐或者步行，后来才发展到自焚、自残、下跪等等，一直到了杨佳、邓玉娇和湖南的吉首群体事件后，人们知道自焚、下跪、请愿、上访，对当权者无动于衷；所以逐渐开始选择了暴力。因为在老百姓用自焚（牺牲生命）、下跪（牺牲尊严）都无法唤醒既得利益者们的良知后，唯有暴力反抗！
       中国现在的执政党亦出身于反抗世家，在中华民国时代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极权等原因借日本侵华的绝佳时机夺得大陆江山，和浪漫的共产主义者切.格瓦拉在南美洲对抗北美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斗争一样，共产党最初的反抗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困惑，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毅力才促使反抗成功。
       如格瓦拉所说：“流浪汉脚步的芳香，在我的身上久久飘荡。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陪伴着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悲苦。”
       当初反对压迫出身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掌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值得庆幸的是：从反抗中夺取政权的当前中国执政党在今天面临每年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和局部社会动乱亦在做相关检讨和改善，但需要更深一层的反思和改进，从而避免重蹈覆辙；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都是在反抗和平定反抗的轮回中重演，抛开群雄割剧和武力争夺之外，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是在反抗的道路上起家的，而且每一个王朝又都是在武力反抗的浪潮中沉没，这更值得今天的执政党沉思。。。
       而今，孙志刚亦死，其墓碑上刻着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然而，对于近年来丧生于暴力拆迁车轮中的同胞，他们以命相搏，却没有为这个残酷的现实作一点点改变，除了尚有一点良知的网民之外，没有人会对他们的死去作一丝遗憾。笔者在码字的同时，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薇西轩一民居被一伙穷凶极恶的歹徒手持钢刀棍棒，追打不愿合作的屋主，场面触目惊心。
       “我觉得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工作的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我们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日前官复原职后表示。